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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所准备的社会科学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其中以英国和法国尤甚。封建制度被推翻,工业革命兴起;人们从乡村移居城市,旧有的情感联结被打破……另一方面,启蒙运动留下的遗产使人们相信,周遭世界是可以通过理性和实证研究被认识并加以控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应运而生。

  从孔德到涂尔干,从马克思到韦伯,早期的社会科学家们以其敏锐的观察和严谨的实证,发现并阐释各类“社会法则”,与此同时,也毫不避讳自己就特定问题所持有的价值立场及人文关怀。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劳工异化,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个体冷漠,以及官僚和理性铸就的人性铁笼……不少伟大的理论成果亦跨越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的学科界限,在智识和(或)实践层面,为后代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犹太思想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亦是一位将自身经历和道德思考融于学术研究的学者。他出生于德国,自少年时期便大量阅读经济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魏玛共和国解体后,赫希曼因受纳粹迫害而被迫辗转于欧洲各地,最后逃亡至美国。

  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对哈耶克“理性的自负”提出批评,认为其受困于普遍的“权力欲望”,不承认自己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他呼吁经济学家能够尊重现实,并且准确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实践的意义。晚年的赫希曼发现许多经济学家毫不关心外部世界。为了敦促社会科学家们关注他们经济分析的政治含义,他转向思想史领域,从历史中思考资本主义起源和民主制度的基础,写下了《激情与利益》这部思想史著作。

  二十世纪后期,社会科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人们更熟悉的研究思路是,在一系列作为特定事件或结果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上,搜寻某种盖然性的(probabilistic)规律,但是这种努力往往只能导致某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基于此,赫希曼以其自身的学术实践表达了对社科学者的期待:请重新发挥你们无限的想象力吧。以开阔的胸怀和道德的敏锐,在各种各样的异常现象、反例、偏差以及颠倒的事件序列中寻找潜在的可能性。唯有此,社会科学才可能像其发源时那样,探索出各种力量的各种组合,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发展的不同道路。

  1979年夏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三位教授决定组织召开一个名为“社会科学中的道德问题”的国际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主题是,讨论“价值中立”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功能及其故障”。

  这次会议是一个契机,它促使赫希曼更加密切地关注直接与伦理问题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过,他所关注的主要并不是伦理学研究本身,而是社会科学的伦理。但是与那些“喜欢说教”的哲学家不同,赫希曼决心避免这种口气。在会议上,赫希曼敦促与会者把人类看成天生就同时拥有自利倾向以及利他倾向的造物。他还指出,更重要的是,这些倾向(或,内在冲动)是相互交织、相互竞争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择只支持某种特定的“自我”呢?赫希曼强调的是“复杂的自我”;他这个观点前后一贯地体现在了之前出版的《退出、呼吁与忠诚》和《激情与利益》,以及后来出版的《转变参与》等著作中。赫希曼一直呼吁建立一个更加“整全”的社会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其实可以把赫希曼上述三部著作看成一个序列化的宣言,或者把它们看成一个正在渐次展开的议程,体现了赫希曼和格尔茨整合社会科学的“野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赫希曼这些著作并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社会理论”。这个事实意味深长。这可能是因为,任何一种“统一的社会理论”都将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宗旨发生冲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更强调对社会意义的研究,而不是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在那个时代,有人声称,学者们必须在“理性行为者”范式与某种“社群主义精神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赫希曼却把目光对准了人类的幸福、人类的失望,他关注的是,人们是如何通过自己的选择笨拙地、边犯错误边纠正地、跌跌撞撞地不断前行的。

  这个复合的、不稳定的主体,构成了一门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基石。但是,要由此出发,构建一个统一的理论,并非易事。

  在这次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会议上,赫希曼的努力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他的呼吁--保持“积极态度”和“价值无涉”,同时传递“一些强烈的道德信息”--完全被忽视了;他的号召--各学科、各领域的社会科学家们应该实现和解--也没有引起与会者的共鸣。事实上,恰恰相反,绝大多数与会者把这次会议当成了一个抨击“实证社会科学”和“经验主义”的机会,到了最后,大家群情激扬,整个会场都几乎被针对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的集体愤怒情绪彻底淹没了。在此过程中,赫希曼保持了沉默,同时在一旁细心观察,在他的黄色笔记本上记笔记(他还留下了一些即兴涂鸦)。不过间或地,当他发现这种一边倒的所谓“观点交锋”实在太过沉闷的时候,赫希曼还是会插上一两句话。例如,他也对主流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算是为这个“大批判”稍稍贡献了一点力量。但是,赫希曼提醒其他与会者,不要忘记以下这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之所以能够得到重视,“社会科学实证化”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些夸夸其谈的“喧嚣派”学者,想必已经忘记了,拒斥经验研究就是社会科学前往暗黑世界的通行证。

  在这次会议上,赫希曼的主张似乎没能影响任何人。但是赫希曼也不是一无所得。事实上,这种情况迫使他进一步深入思考,怎样才能从这种注定毫无结果的辩论当中超越出来?(辩论双方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一些人强调道德说教,另一些人强调实证分析。)赫希曼希望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他认为,社会科学家既不能盲目地“超脱”一切道德立场,也不能把社会科学重新变为一种道德说教。对此,他在写给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莱佩尼斯的信中是这样解释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为了恢复‘道德关怀”,我们必须付出一定代价--降低科学严谨性。(第569页)我要强调的要点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提出道德问题,或者,更一般地说,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更广泛地扩展我们的网络,我们也就无法得到重要的见解。”

  “扩展网络”的机会很快就出现了。赫希曼获得了弗兰克·E·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主办方同时还希望他能够提交一篇“受奖论文”。这个奖项由孟菲斯大学颁发,在赫希曼之前的获奖者也都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冈纳·缪尔达尔、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肯尼斯·博尔丁和托马斯·谢林。赫希曼趁此机会提交了一篇标题为“道德与社会科学:一个持久的张力”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赫希曼接着《激情与利益》一书的思路,概述了社会科学的起源;他认为,社会科学源于自由研究与传统的道德说教的分离、学习与传道的分离。早在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就曾经设想过,如何以“实然的人”为前提(而不是以“应然的人”为前提),去研究政治学问题。后来,孟德斯鸠也曾经警告过,研究政治实践与道德和正义的冲突是没有意义的(“这类观点,每个人都会点头表示同意,但是不能改变任何人。”)。再后来,亚当·斯密切断了“自利的头脑”与“感情丰富的心”之间的联系,这带来了惊人的效果。甚至连马克思也希望能够通过“冷静的科学研究”来剖析资本主义运动。毫无疑问,马克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发掘社会科学的谱系和思想潮流。尽管马克思希望用中立的客观规律来统辖自己的理论分析,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极其强烈的“道德义愤”的人。赫希曼认为,“也许正是这种非常奇怪的、存在着无法化解的强大内在张力的‘混合体’,才使马克思的著作在他那个时代(以及现在这个时代)显得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大家一方面无比沉迷于科学,另一方面又极度渴望道德价值。”赫希曼这个观点遭到了丹尼尔·贝尔的置疑。贝尔认为,他的朋友(赫希曼)可能忽视了马克思和黑格尔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当然,马克思和黑格尔不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统一”的(真理呈现在实际用途和结果当中),他们所说的统一是指“历史实体形式的圆满实现”。因此贝尔指出,说社会主义是“科学”,并不是从它是一门“实证科学”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而是因为它必然是“科学”的,是嵌入在事物的发展秩序和规律当中的。而这也就是意味着,对于一个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来说,他根本不会承认“是”与“应该”的区分问题。贝尔的这个批评算不上一个大问题,但是赫希曼还是试图澄清一下:“马克思当然会以为自己已经解决了(versöhnt,在黑格尔意义上)这些‘对立冲突’;但是我的看法却是(而且我会一直坚持这个看法),他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从他的著作来看,科学工具的运用和纯粹的道德谩骂赫然并列,他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赫希曼这次的“大想法”与道德化的思维方式与非道德化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有关。他这篇论文最多只能算是这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的一个导论。赫希曼认为,我们无法把这两种思维方式截然割裂开来,它们两者之间也不会出现“谁战胜谁”的结果,而只是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张力”。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即便是经济学家--在道德学家看来,他们是一帮不讲道德的家伙,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各种各样的“非个人主义”行为。一些人开始耐心地探究利他主义问题;还有一些人则指出,信任他人是力量的重要源泉之一。赫希曼感叹道,经济学家现在确实非常喜欢到以前从未涉足的一些领域中去进行“智力探险”,将“经济学方法”应用到了婚姻、生育、吸毒等问题的研究中;这些领域原本是“道德学家”特别珍视的“专属领域”,通常被认为由奉献、仇恨、背叛、爱情等“复杂的激情”所支配。这些经济学家对以往只能援引道德准则来解释的许多事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并从这个“价值观的冲击”中获得了不少快乐--当然,还有恶名。不过,在赫希曼看来,这种所谓的“经济学分析”是愚蠢的,是经济学家的自我放纵的表现;而且经济学家实际获得的快乐也远远少于“将道德学家拉下神坛”的预期快乐。除此之外,赫希曼更想知道的是,“经济学家这种获得名声(以及恶名)的特殊做法,是不是也符合报酬递减规律?”在这篇论文中,赫希曼还举例说明,经济学家对“回归人心”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最先是在微观经济学领域,然后是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他举了他的几个朋友为例:肯尼斯·阿罗对职业道德准则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罗伯特·索洛最近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中也解释了为什么劳动力市场不能像理论预测的那样顺利“出清”--因为工人对适当的行为准则非常关注。(赫希曼还特地写信给索洛,告诉他的朋友:在他演讲中,“我不仅发现了社会学的含义,还发现了伦理学的意蕴。”)在此之前,索洛曾经问过赫希曼:“假设有那么一个学者,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与你相当,只不过工作的地方的吸引力稍微差了一点,如果有一天,你了解到,他写了一封信给你的系主任,说他愿意上你上的这些课,同时只要求更低的薪水,你会不会觉得震惊?”因此,道德--社会规范是决定市场如何运行的一个因素。在读到了赫希曼的弗兰克·E·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演讲稿后,阿罗觉得,它“深深地打动了我。一直以来,我也感受到了这个矛盾的存在(这个事实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但是我通常倾向于用‘冷静’的头脑去控制激情--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内心往往不无‘内疚’之情。你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让我相信长期而言,这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人们究竟怎样才算从事“有道德的社会科学”研究?赫希曼给出的“处方”相当晦涩,这与他在描述这个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清晰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说明很多东西。归根结底,这与上述紧张关系的持久性密切相关。赫希曼向迈克尔·麦克弗森坦承,这篇论文是他写得“最为艰难”的一篇论文。在第一稿中,赫希曼曾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学家的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被认定为“(社会)科学家”了,并因此而饱受托斯丹·凡勃伦所称的“训练有素的无能”(trained incapacity)所累;他们已经“无能”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无法“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的科学思想过程和科学发现是有一定的道德根源的。”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我们经济学家当中,不少人都成了无意识的道德学家。”

  为了充分阐明上述观点,赫希曼还披露了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个故事一直藏在他的记忆深处。赫希曼在写作《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的过程中,一直只以现实世界正在上演的一幕幕活剧为假想对象,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也曾经“退出”和“呼吁”过。直到后来,当一个德国出版商请求他为该书的德文版撰写序言时,赫希曼自己在1933年“退出”德国的记忆才被重新被激发了出来。在回忆了第三帝国成立前德国犹太人的困境之后,赫希曼指出,当时像他这样的“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德国犹太人”对希特勒上台的主要反应就是逃离德国。这样一来,留下来的犹太人所组成的“社区”就被他以及其他“退出”的人的决定严重地削弱了。赫希曼叙述这件往事的目的是想说明这样一点:“当我在撰写《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更深层次的道德动机。”事实上,赫希曼指出,这种“遗忘”反而使《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受益匪浅:它对呼吁和退出的相对优点的论述因此而更加平衡、更具有一般性,从而“科学说服力”也更强。因此,赫希曼总结出了以下“经验教训”:“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要把道德问题纳入到他们的研究当中,一个特别有效的途径很可能恰恰是无意识地去这样做!”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观点,而且赫希曼举的例子也相当怪异,因为他自己从未真正属于某个犹太社区过。它再次提醒我们,要重新追溯人生早期经历的“情感通道”是何等困难!如果赫希曼真的为自己离开家庭而觉得内疚,那也肯定是一种埋藏得非常深的情感。昆汀·斯金纳读到了这一段话后,觉得它有些“令人不安”,他告诉赫希曼:“在这里,你肯定对自己过于苛刻了。”赫希曼这些肺腑之言也触发了他的许多老朋友对久远的往事的回忆,其中一位就是“亨利”·埃尔曼(就是以前的“海因里希·埃尔曼”),他是赫希曼当年在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时的导师,曾经给年仅十几岁的赫希曼看列宁和卢森堡等人的著作。阅读了赫希曼的论文后,埃尔曼写信给昔日的“奥托·阿尔伯特”,谈到了与几乎半个世纪前留下的创伤密不可分的“内疚感”。“我突然想起,”埃尔曼在信中这样写道,“当年,在‘赫希曼’兄妹(指奥托·阿尔伯特和乌尔苏拉)离开德国后,我确实觉得他们不应该离开,因为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参加‘地下’工作是我们的责任。”不过,当所有这些人在巴黎重聚时,“这种感觉就完全消失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新的开端运动”已经彻底失败了--那只是原因之一。

  然而,赫希曼的结论--在解决“道德理解”与“理论分析”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时候,如果我们是无意识的道德学家,情况反而会更加有利--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含糊的、奇怪的结论,尤其是它出自赫希曼这样一个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社会科学家”的学者之口。赫希曼的好几个朋友都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问他,把“头脑“与理性和科学、把“心脏”与道德如此强烈地联系起来,真的有意义吗?汤普森指出,“根据一些(也许是最值得尊重的)学者对道德问题的看法,‘头脑’才是道德准则的来源,需要进行控制的反而是不道德的‘心脏’。(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的《第二篇论文》中,指责理性是不道德的,目的是为了耸人听闻。)”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汤普森反对赫希曼的观点--社会科学家是在无意识中把道德“偷运”进他们的研究工作中的。赫希曼认为,道德化宣传并不是证明道德的重要性的最好办法,汤普森认同这个看法,但是他觉得,赫希曼“没能保证自己想说的东西别人都会理解,”他还指责赫希曼,在论文的结论中从原来的立场“突然退却”了。汤普森指出,虽然社会科学家不一定非得直面“自己的深层道德动机”不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对自己的道德原则或道德意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社会科学仍然可能是“有道德的”。

  类似地,麦克弗森也认为,赫希曼反对自觉的“道德说教”的理由是令人费解的。既然赫希曼觉得,许多经济学模型和理论都“满载”着经济学家对社会福利或民众自由选择权利的关注和担忧。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与其说问题在于如何让经济学容纳道德思维,还不如说“邀请”经济学家“放开胸怀去进行批判性反思,接受他们原本就已经做出过的道德承诺?”赫希曼写了一封长信,对麦克弗森提出的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回应,因为它确实说中了赫希曼的心事。赫希曼说,他会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很赞同你的想法,这不是客气话,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条很有意思的研究线索。”对于丹尼斯·汤普森针对他的“无意识地偷运道德”的观点的批评意见,赫希曼也承诺,自己会在论文定稿前再细细思量一番,进行必要的修改。

  修改的结果是,赫希曼的论文的最后几页变得几乎“面目全非”了。这种变化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赫希曼不希望社会科学的道德性成为一种可以简单地添加上去的事后诸葛亮式的东西,“那样的东西就像有些人眼中的污染减排一样,可以通过稍微改变研究计划书的设计来实现。”恰恰相反,赫希曼认为,社会科学的道德性“是我们的事业最核心的目标之一。而且,要想实现这个目标,社会科学家们必须是在道德上活跃的、并且对各种道德考虑都非常敏感。因为只有那样,他们才能‘生产’出真正有道德意义的作品--有意地或无意地。”赫希曼承认,他的结论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因为他非常清楚,将“头脑”与“心脏”割裂开来的做法已经成了一种历史悠久的智识传统,但是,对这种传统及其后果的清醒意识,是“上述裂痕得以愈合”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人们才有可能设想一种“有道德的”社会科学,“道德考虑不会被压抑,也不会与科学分析截然分开,而是系统地与分析性论证融合了起来。”赫希曼这篇论文的最后几句话表明,在汤普森等评论者的推动下,他已经放弃了“社会学家无意识地偷运道德”的观点,转而论证并预言这样一种社会科学:“不需要偷偷摸摸地将道德因素走私进来。道德诉求的表达也不会不自觉地受到限制,而将会公开地、毫无戒心地展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我对‘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准备的社会科学’的梦想。

  阿尔伯特·赫希曼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最受争议的思想家之一,著有《退出、呼吁与忠诚》《欲望与利益》《反动的修辞》等享誉世界的作品。有人这样评价他的著作:“不论是专著还是杂志随笔,……读者只要读了,就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看世界。”《入世哲学家》叙述了赫希曼的生平、评介了他的主要著作。在这本引人入胜的传记里,作者用深切感人的文字,讲述了这位伟大思想家在恐惧和希望中成长的故事,由此,一个终生都在通过写作捍卫宽容和变革的入世哲学家的形象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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